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新冠疫情下全球价值链结构调整特征与未来挑战,供大家参考。
专题
新冠疫情下全球价值链结构调整特征与未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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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南平［内容摘要］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已经触发全球价值链的实质性结构调整，导致全球价值链呈现出整体规模萎缩、本土化、区域化加强、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转型加速和世界主要大国对中国实施价值链拆解五大典型特征。疫情引发的全球价值链调整的逻辑和方向是美国维护全球“经济霸权”的战略诉求，以及全球在“经济自主”思维下强化经济安全与追求经济权力的方向性转变，与之对应的是
未来全球价值链中“经济成本和效率优先”影响的下降。由于叠加了全球价值链数
字化在疫情期间的加速推进，
全球价值链调整的结果不仅给全球经济治理带来新问题，同时还可能损害和瓦解全球化过程中既有经济联系的基础，进而引发全球经济不稳定背景下的高强度政治博弈与对抗。
［关键词］新冠疫情全球价值链经济自主经济安全价值链数字化［作者简介］余南平，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基地/余南平工作室首席专家
前言
2020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与扩散，基于全球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全球价值链也遭受巨大冲击。在疫情、全球价值链前期结构性变化趋势、新技术革命和非经济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全球价值链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变化性·3·*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全球价值链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DZA099)的阶段性成果。
和对应的复杂性。
①根据国际组织2019年在疫情暴发前联合发布的权威报告，全球价值链中“中国供应枢纽”的形成，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结构变化中最重要的结果和影响因素。从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性相互联系来看，中国不仅已经成为传统贸易和简单全球价值链网络的重要枢纽，而且与其他区域枢纽国，如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巴西、印度等新兴国家建立了更紧密的价值链联系。从全球价值链相互作用影响来看，虽然以中国为代表“亚洲工厂”的产出和全球价值链贸易持续增加，但疫情前最新的2017年权威数据显示，复杂全球价值链的增长快于全球平均国内生产总值，且美国和德国仍然是复杂全球价值链网络中最重要的枢
纽。②因此，疫情前全球价值链的长时段结构性变化的特征表明，全球价值链在以产业链层级和关键技术控制进行的梯次全球分工模式下，虽然出现了典型的区域和区域枢纽中心国的结构性变化，但在复杂全球价值链中，全球高收入国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从疫情引发的全球价值链结构调整新要素来看，疫情的暴发导致突如其来的全球供应链断裂与公共医疗卫生供应短缺，使得全球各国开始进一步审视供应链的安全性和供应可及性。另外，在非经济因素中，由于美国继续主动加大与中国这一全球供应链关键角色的全方位战略博弈、欧洲强化“经济主权”与“战略自主”的战略转向、印太区域大国为提高供应链安全性进行的调整等地缘政治影响力量的嵌入，使得全球价值链本身出现了更加显著的结构性变化。这·4·《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1期
①②全球价值链作为新—新—新贸易理论范式，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在持续重构古典贸易理论。全球价值链范式对于经济体系分离现象、产业链纵向整合、国家间附加值分配等问题的深入探讨，已经使得全球价值链不仅可以作为理论工具，同时也可以作为实证工具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展开有数据支撑和有
解释力的分析。关于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研究可见［美］杜大伟、［巴西］若泽·吉勒尔梅·莱斯、王
直主编:《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以实证数据分析全球价值链拓扑结构变
化。从2000年和2017年全球供应枢纽区域中心国的变化来看，
2000年全球传统贸易网络三大中心分别是美国、德国和日本，而2017年北美和欧洲的网络拓扑结构几乎没有显着变化，但是亚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供应枢纽，并以枢纽的作用链接高收入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研究报告同时还发现，就复杂全球价值链网络演变来看，在2000年到2017年的长时段变化中，贸易本身更加集中于区域贸易伙伴之间，区域枢纽之间并未有重要的直接联系。具体分析可参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世界贸易
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亚洲经济研究所、世界银行:《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9)》，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
版社2019年版，第9 54页。
些具体表现为五大显著特征。与此同时，全球价值链变化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将影响未来全球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一、全球价值链整体规模性萎缩
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贸易增长乏力，全球价值链扩张放缓，而2020年的新冠疫情更是加剧了这一状态，甚至可能导致整体规模的萎缩和倒退。由
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增加值贸易数据库(TiVA )、
Eora 全球供应链数据库等尚未更新全球价值链的最新数据，观察和分析疫情下全球总体贸易量、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情况等数据，在工具和方法上就成为了推断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结构变化可以选择的手段。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新数据，为遏止疫情采取的措施影响了世界各地的经济活跃度。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同比下降了3%，第二季度商品贸易量同比下降19．7%，较上季度下降14．3%，商品价值下降21%。最新的数据显示，全球贸易收缩幅度超过了金融危机期间(2008年第三季度至2009年第一季度)有下降记录的10．2%，其中欧洲(－21%)和北美(－20%)降幅较大，而亚洲受影响相对较小(－7%)。第二季度全球服务贸易同比下降达到创纪录的30%，其中旅游、航空等行业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除了计算机服务业扩张外，全球所有地区的大多数服务行业的服务贸易均呈下降态势，而计算机行业之所以例外，主要归因于全球企业，包括个人需求向远程和线上模式转变，特别是企
业对数字化服务需求的增长。①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则显示，
2020年第二季度大多数20国集团国家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出现前所未有的下降，平均降幅达到创纪录的－6．9%，远高于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2009年第一季度的·5·新冠疫情下全球价值链结构调整特征与未来挑战
①WTO ，“Trade Falls Steeply in First Half of 2020，”https ://www．wto．org /english /news_e /pres20_e /pr858_e．htm．
－1．6%。①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这一能够反映资本活跃度和未来经
济产出的先行指标，
在2020年上半年的全球流量同比下降49%，其中欧洲和美国的降幅最大。欧洲经济体的资金流入急剧减少，甚至降为负值，而北美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56%，仅为680亿美元。中国在2020年的流入外资为760亿美元，同比也下降4%。受全球各地疫情封锁限制措施的不断反复和无限期影响，大批已有的全球投资项目放缓或暂停，全球经济衰退的前景促使全球跨国公司重新评估新项目，造成新建项目数量下降37%，跨境并购下降15%，跨境投资项目融资交易额下滑25%。②
进一步观察世界主要经济体美国、中国、欧盟，以及近年来经济表现优异的越南在疫情期间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根据环亚经济数据库CEIC 数据库提供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到，中国和越南的进出口增速有所回升，而美国和欧盟进出口增速均持续下降。2020年3月份之后，中国的疫情得到有效防控后，各主要经济部门恢复生产，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不断攀升，从2020年3月的－6%增长到6月的0.57%，再到9月的7.53%。中国的进口总额也在上半年的持续下降后触底反弹，自6月同比－9.53%逐渐上升到9月的1.53%。而越南在经历第二季度的对外贸易下跌6.87%后，第三季度的进出口总额都迅速增加，出口同比增长10.61%，进口同比增长3.74%，均超过中国。欧盟和美国的进口总额同比增速则持续为负数，出口总额更是下降严重，第二季度甚至均出现同比下降20% 30%。③观察目前全球疫情的防控态势，欧洲和北美地区的疫情防控局势依然紧张，相继出现多次感染人数大规模飙升，欧洲的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甚至再次封锁全国，加上全球新冠疫苗效果的各种不确定性，因此可以预计，亚洲地区的外贸情况将逐渐好转，而欧美地区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情况仍不容乐观。
毫无疑问，新冠疫情加剧了全球贸易的萎缩态势。第二季度全球商品贸易·6·《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1期
①②③OECD ，“Unprecedented Falls in GDP in Most G20Economies in Second Quarter of 2020，”https ://www．scoop．co．nz /stories /BU2009/S00274/unprecedented-falls-in-gdp-in-most-g20-economies-in-second-quarter-of-2020．htm．
UNCTAD ，“Glob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alls 49%in First Half of 2020，”https ://unctad．org /news /global-foreign-direct-investment-falls-49-first-half-2020．
相关数据来自CEIC 数据库，该数据库的网址为https ://insights．ceicdata．com /Untitled-insight /views 。
和服务贸易同比下降19．7%和30%，上半年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49%，全球主要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也比金融危机时期更加糟糕。与此相对应，在基于国
际贸易和全球分工的全球价值链中，
各国产生的增加值必定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此前，
全球价值链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迅猛扩张和发展主要得益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贸易拉动，而目前新技术革命本身带来的自动化技术、3D 打印、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已经逐渐缩短了生产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在技术进步中逐步减少了对国内外劳动力的需求和中间生产的环节。尤其是从全球政治气氛对于全球价值链的负面影响角度看，在逆全球化趋势下，全球各大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和保护主义抬头，不仅经贸政策充满变数，而且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多边贸易机制的功能性作用也在下降。所以，新冠疫情的冲击，将继续导致全球价
值链中各种中间产品的生产和组装配件等过程减少，
链接全球经济基础的全球价值链将不再呈现欣欣向荣的全球扩张和发展态势，而是出现相当程度的萎缩，
并可能带来不可预估的影响。
①二、全球价值链本土化增强
新冠疫情造成的卫生防疫物资大批量短缺、大规模生产停滞、民众就业困难等问题，本质上是疫情突发割断了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迅猛的全球化从20世纪90年代发展到今天，全球供应链已经较为成熟，而全球价值链结构虽然在进行结构变化，但总体定位已经形成，不同国家依靠各自的比较优势和技术能力分别参与到全球生产的不同阶段。但是突发的新冠疫情打破了全球供应链的连贯性和体系性。一方面，与抗疫相关的药品、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物质的供应“断链”，另一方面，世界各国政府为了提升自身防护能力，加紧了产能的本土化部署，强化本土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性。因此，未来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发展·7·新冠疫情下全球价值链结构调整特征与未来挑战
①除了传统意义上全球跨境贸易与投资下降等经济因素带来的全球价值链萎缩外，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带来的全球价值链萎缩已经在2008年后得到数据的持续验证。另外，从非经济因素角度看，大国主动性战略博弈对全球价值链的破坏性影响也不可忽视，典型的如美国对中国华为等科技公司的技术出口管控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全球价值链，并削弱与破坏了全球价值链的稳定与扩张。
方向会更加趋于国内本土化，而本地供应商的加入可能会导致商品成本的上升和全球产出利润下降。但是，在疫情冲击下，世界各国对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性
的考量高于经济性，
经济自主高于全球化收益，力求增强国内供应链的弹性、独立性、稳定性、安全性。而在西方国家，这更具有当今政治结构和政治博弈本身所要求的内在逻辑。
欧洲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疫情之前上任时就表示，欧洲应致力于实现开放的战略自主，以平衡欧洲对供应弹性的需求，同时也表示欧洲将始终倡导多边、自由和基于价值的贸易。这种定位本身是基于全球地缘政治力量平
衡、更好地发挥欧盟“软力量”与“经济优势”的政治经济战略考量，其中政治力量
博弈因素更大于以往的经济因素。疫情的突发使得欧洲的政治家们开始更关心
公共卫生危机带来的经济安全问题。2020年5月，
欧盟贸易委员霍根在荷兰参议院讲话时提到，为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欧盟已经提出“开放战略自主”的战略方针，需要在市场开放和欧洲本土经济保护之间权衡。为了应对新冠疫情
带来的欧洲经济“急刹车”，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牵头推动下，欧
盟委员会最终推出了7500亿欧元的经济复兴计划，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本土经
济能力的维护和支持，
这表明欧盟关注经济安全性问题。此外，在疫情之前，许多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对中国企业在欧洲的项目进行审查。在2019年4月9日的中欧峰会宣言中，欧方就明确提到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国际标准很重要，也非
常需要对这些领域进行监管。①而就在全球疫情较为严重期间，德国政府于2020
年4月8日修订了《对外贸易和支付法》，以防止德国企业在疫情危机下被外资
收购。德国联邦经济部长彼得·阿特迈尔在柏林内阁会议后称，该法案的目标是“我们可以比以前更安全地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并
“更好地保证重要地区的供应”。②总之，在疫情触动下，欧洲国家主要从两个方面加强对本土经济和安全的维护:第一是看重和加强技术把控，第二是注重经济战略安全。例如，在电动汽·8·《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1期
①
②相关文件可见
“EU-China Summit Joint Statement ，”https ://www．consilium．europa．eu /media /39020/eu-china-joint-statement-9april2019．pdf 。“AuBenwirtschaftsgesetz Mehr Schutz vor Firmen-
übernahmen ，”https ://www．tagesschau．de /wirtschaft /bundesregierung-awg-101．html．
车的电池领域，传统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已经掌握了电动汽车制造的核心技术并保持全球领先水平，但是其电动汽车的电池配件却严重依赖于中日韩等亚洲国家。2020年2月，德国和法国制定了超级电池工厂蓝图，计划在欧洲共同推动总投资为50亿欧元的产业链完整配套计划，这可以被视为一个维护欧洲经济安全的典型动作。此外，在医疗卫生行业，作为德国最主要口罩制造商之一的达赫(Dach )公司在中国的生产和运营因疫情受到严重打击，为此，该公司启用并逐渐加大了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产能。2020年8月底，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参加法国制药业标杆性企业之一的Seqens 公司制药工厂揭幕仪式时宣布，法国将投入150亿欧元辅助医药产业回迁欧洲和技术创新，这凸显出法国的经济和产业安全战略考量。
美国方面，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 )2020年4月初呼吁在中国的美国公司回流，回迁成本全部由政府买单，包括厂房、设备、知
识产权、基建、装修等所有费用。①在对美国银行组织的全球基金经理的调查中，
约67%的受访者认为，本土化或转移供应链将是后疫情世界中最主要的结构性转变。调查还预计，美国和欧洲的公司要搬迁在中国的供应链，将面临1万亿美
元的新增成本。②除了政治动因外，自动化、数字化、机器人技术提升也是跨国公
司主动将产品生产本土化的原因。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有效地将供应链迁移到更接近消费者的地方，可以大幅降低综合成本，从而具有商业意义。为了推动这一
战略进程的完成，
2020年9月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 )也提出两党合作消除全球供应链风险的五点行动计划，以在供应和采购方面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行动计划中的建议包括:(1)通过协调合作建立共识，如利用世贸组织和七国集团发展国家贸易和供应链的核心原则;(2)强调采购、生产和运输的多样化;(3)发展新国家替代品的能力，将在中国的生产逐渐转·9·新冠疫情下全球价值链结构调整特征与未来挑战
①②Kenneth Ｒapoza ，“Kudlow :‘Pay the Moving Costs ’of American Companies Leaving China ，”https ://www．forbes．com /sites /kenrapoza /2020/04/10/kudlow-pay-the-moving-costs-of-american-companies-leaving-china /?sh =526ed3bb13c6．
Elliot Smith ，“U．S．and European Firms Face $1Trillion in Costs to Ｒelocate Their Chinese Supply Chains ，BofA Says ，”https ://www．cnbc．com /2020/08/18/bofa-us-european-firms-face-1-trillion-to-relocate-china-supply-chains．html．
移到印度—太平洋地区;(4)投资以促进贸易便利化，一些发展中国家正成为去中国风险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替代参与者;(5)利用开发资金减轻企业过渡成
本。①由此可以看到，美国的供应链“安全问题”不只是一个经济安全和应对公共卫生安全问题，还更大程度上嵌入了美国式的“国家战略安全”逻辑。美国要在战略上最大限度地约束中国供应链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扩张，并维护美国全球“经
济霸权”
的稳定。日本方面，日本政府为应对疫情对经济的消极影响，紧急推出了108万亿日元(1万亿美元)的抗疫经济救助计划，其中的“供应链改革计划”则计划拨款2300亿日元(22亿美元)协助日本制造商将生产从中国迁出，协助日本企业建立“更具弹性的供应链”。有2200亿日元(20亿美元)的预算将用于补助日本企业
将生产迁回本土，
235亿日元(2亿美元)将用于协助日本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在亚洲的东盟国家落地，以实现供应链本土化和海外供应链
多元化。②但是，由于日本第二季度经济产出仍因疫情冲击同比下挫了28．1%，日本的产业全面回迁计划并未得到落实。从日本供应链调整的最新情况来看，
日本同澳大利亚、印度于2020年9月1日共同提出
“弹性供应链倡议”(SCＲI )提案，表明疫情下的全球经济格局和供应链结构可能已经发生了某种深刻变化。日本将主要基于亚太地缘战略因素来重组跨境生产网络和贸易关系，而不是传
统的成本和效率考虑。10月29日，
日本有消息报道称，出于经济安全考虑，日本政府将采取行动将中国排除在无人机供应链之外，同时，还将未来的关注点集中在信息技术、供应链、网络安全和知识产权上。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停工、停产表明，全球化过程中几十年来建立在经济效率原则上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具有某种脆弱性，无法有效应对新冠疫情造成的巨大冲击。日本等国恢复·01·《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1期
①②Daniel F．Ｒunde and Sundar Ｒ．Ｒamanujam ，“Ｒecovery with Ｒesilience :Diversifying Supply Chains to Ｒe-duce Ｒisk in the Global Economy ，”https ://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 /s3fs-public /publication /200904_Ｒamanujam_GlobalSupply_v4．pdf．
Isabel Ｒeynolds and Emi Urabe ，“Japan to Fund Firms to Shift Production Out of China ，”https ://www．bloomberg．com /news /articles /2020-04-08/japan-to-fund-firms-to-shift-production-out-of-china #: :text =Japan%20has%20earmarked%20%242．2%20billion%20of%20its%20record ，disrupts%20supply%20chains%20between%20the%20major%20trading%20partners．
经济常态的第一步就是优先调整供应链的方向，并使其“更具弹性”。因此，未来
日本的对外供应链政策取向可能会选择迎合美国的重建“清洁可靠供应链”联盟，并依靠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三方共同提出的“弹性供应链倡议”的“第三种
力量”，包括搭载英日自贸协定的列车，通过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乃至更大范围
内依靠亚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架构，进行多方位协同。前两项应
该是疫情时代日本供应链调整的主要方向，这种调整无疑将强化全球价值链本土优先性和全球供应链分散性。
三、全球价值链区域化加强
在疫情环境下，全球价值链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区域化明显加强，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北美地区的区域贸易额增长较为明显与突出。观察中国和美国这两大主要经济体在疫情期间的贸易情况可以看到，自3月份中国全面复工复产开始，日本、韩国、越南出口到中国的贸易总额稳定上升，日韩出口到中国的贸易额基本每月维持在300亿美元左右，越南为100亿美元左右。疫情期间这些国家从中国进口的总额也一直平稳。韩国从中国的月进口额为230 270亿美元，日本为350 430亿美元，越南在200亿美元左右，这些数据和2019年的规模几乎持平。与此相反，受综合因素影响，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总额自2019年10月份开始一直下降，从280亿美元跌落至2020年3月份的220亿美元，直到中国复工复产后才缓慢回升，但仍低于日本和韩国的水平，更远少于欧盟和东盟。①同样，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波动也较大，到2020年第二季度才有所回升，6月份达到1092亿美元。但是，北美区域价值链下的墨西哥、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贸易额却波动不大。即使是全球疫情最糟糕的2020年3月份，墨加两国出口到美国的数额分别为874亿和768亿美元。②考虑到加拿大、墨西哥是从美国进口商品的主·11·新冠疫情下全球价值链结构调整特征与未来挑战
①②相关数据可见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 ://www．stats．gov．cn /tjsj /sjjd /。
相关数据可见美国商务部官网，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Economic Indicators ，”https ://www．commerce．gov /data-and-reports /economic-indicators 。
要贸易伙伴，二季度虽受疫情影响都有所下降，但仍高于中国等东亚国家，出现了修订后的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下的新北美区域价值链融合。可以看到，以修
订后的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
北美地区的区域贸易和区域价值链即便在疫情期间也有良好表现，
区域经济凝聚力和整合力不断增强，没有出现类似中美双边贸易波动巨大的情况。同样，疫情期间中国和日本、韩国、东盟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也非常稳定并出现结构性的加强，这表明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的区域内部贸易已经是构建亚洲区域价值链的重要因素。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正式签署和实施，亚洲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依存度和产业链紧密度还会进一步上升，经济上更加密不可分而呈现价值链向区域化构造方向演进的特征。
目前全球化过程中已经确定形成欧洲、亚洲、美洲三大区域价值链，欧洲以德国为中心，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美洲以美国为中心。近年来全球价值链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增值贸易更加集中在区域范围内和区域内部贸易伙伴之间。在全球化过程中，各国因生产要素禀赋存在差异，在生产网络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并形
成复杂的全球性生产网络。生产网络越复杂，
中间产品的跨境交易越集中，就越可以节约物流成本，企业更加倾向于在接近消费市场的地区开展生产，产业集群优势和区域产业链由此产生。目前的贸易与投资流向特征显示，地理位置在各国零散的生产和供应中依然至关重要，这也是区域贸易协定、双边及多边贸易协定数量众多的重要原因。商品贸易的区域化属性正在增强，特别是亚洲和北美大陆两个市场表现尤为突出。根据麦肯锡研究院的研究报告，疫情之前全球商品产值和贸易额的绝对值都在增长，但是跨境贸易在全球商品总产出的比重却在下降。2007 2017年间，出口总额占商品生产价值链总产出的比例从28．1%下降到22．5%，特别是在2018年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全球市场总体需求
明显下降。①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对人们消费方式和思维理念产生明显·21·《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1期
①Susan Lund ，et al．，“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 ，”https ://www．mckinsey．com / /media /McKinsey /Featured%20Insights /Innovation /Globalization%20in%20transition%20The%20future%20of%20trade%20and%20value%20chains /MGI-Globalization%20in%20transition-The-future-of-trade-and-value-chains-Full-report．ashx．
影响，预计世界各国将倾向于刺激国内消费，跨境商品贸易比重依然会持续下降，但这个过程可能给区域价值链自我加强提供特殊的发展机遇。
四、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转型加快
随着新技术的创新出现并飞速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4．0”
)时代已悄然到来。工业自动化、人工智能、3D 打印、5G 技术等越来越广泛的运用，正在
不断改变和重塑世界各地的生产模式和制造过程。这些新技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生产中的采用，通常通过全球价值链来进行和体现，如国外先进企业进
行数字化改造的同时，
也向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们传播新技术。工业4．0将给世界各国创造新的发展机遇，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和参与度。从产业实践角度看，数字技术应用可以大幅降低距离对工作的影响，提高生产效率，最大程度降低生产成本，包括昂贵的劳动力和物流运输成本。因此世界各国在疫情前就已经在加紧部署数字化经济转型。
2018年9月，美国发布15年来第一个新的《国家网络战略》，提出将
“通过培育充满活力和弹性的数字经济，促进美国的繁荣”
。具体包括优先采取行动建立具有适应性、安全性的技术市场;优先创新;投资下一代基础设施;促进跨境数据的自由流通;保持美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推进全生命周期的网络安
全。①疫情期间，美国国务院又批准成立美国国际数字经济与电信咨询委员会(IDET )。该委员会将针对数字经济、数字连接性、新兴数字技术的经济方面、电信以及通信和信息政策(包括与美国有关的事务)，向国务院提供咨询和战略规
划建议。②事实上，早在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浮现中的数字经济》就已揭开了美国数字经济的大幕。2010年美国商务部提出“数字国家”概念;2015年美·31·新冠疫情下全球价值链结构调整特征与未来挑战
①
②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Cyber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 ://www．whitehouse．gov /wp-content /uploads /2018/09/National-Cyber-Strategy．pdf．U．S．State Department ，“Charter of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Digital Economy and Telecommunication Advisory Committee ，”https ://www．state．gov /charter-of-the-united-states-international-digital-economy-and-telecom-munication-advisory-committee /．
国成立数字经济咨询委员会，为数字经济的时代增长和机遇提出建议。2015年11月，美国发布的《数字经济议程》的重点是四个目标:在世界范围内促进免费开放的互联网;促进在线信任;确保职工、家庭和公司的同行;促进创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16年7月成立数字贸易工作组，以快速识别数字贸易壁垒，制定相应政策规则，把数字贸易的主要障碍作为《国家贸易评估报告》的重要内容。2019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第13859号行政命令，启动“美国人工智能计
划”
。2020年2月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美国人工智能计划年度报告》，强调投资人工智能研发，共享人工智能资源，消除人工智能创新障碍，培养人工智能研发人才，改善人工智能创新的国际环境，使用可信任的人工智能等。随后，美国各种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出台和相关专业部门的成立，表明美国对数字
化经济转型的坚定决心和超前意识。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最新估算，
2018年数字经济占当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205802亿美元)的9．0%(18493亿美元)。与美国传统行业相比，数字经济仅次于美国制造业，占当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1．3%(23212亿美元)。从2006到2018年，美国数字经济的实际增加值每年平均增长6．8%，而整体经济增长1．7%。仅2018年数字经济就提供了880万个工
作岗位，占美国总就业人数(1．547亿个工作岗位)的5．7%。①而从美国数字经
济在疫情中的发展表现来看，由于美国经济模式在数字化中转型较早，更多的行业在疫情下已经转为云上办公和实现线上产能结构调整，其结果是研发型企业的产出流程已经基于数字化，这也是为什么疫情在美国非常严重，但2020年科技新品创新却叠出，包括苹果新一代5G 手机可以按计划推出的重要原因。
2019年欧盟设立一项新的金额达92亿欧元的资助计划———“数字欧洲计划”，以确保欧洲在应对各种数字挑战时具备所需的技能和基础设施
。“数字欧洲计划”将为以下五个关键领域的项目提供资金:超级计算(27亿欧元)、人工智能(25亿欧元)、网络安全(20亿欧元)、先进的数字技能(7亿欧元)以及确保数字技术在整个经济和社会中的广泛使用(13亿欧元)。“数字欧洲计划”也将和·41·《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1期
①BEA ，“New Digital Economy Estimates ，”https ://www．bea．gov /system /files /2020-08/New-Digital-Econo-my-Estimates-August-2020．pdf．
其他支持欧洲数字化转型的计划相辅相成，如“地平线欧洲”和“欧洲互联设施”
的数字化建设。“数字欧洲计划”作为欧盟进一步发展“数字单一市场”战略的一
部分，有望创造400万个就业机会，每年将创造4150亿欧元以推动欧盟经济发展，同时提高欧盟的国际竞争力。虽然疫情突发对欧盟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2020年2月19日欧盟委员会还是发布了三份“塑造欧洲数字未来”战略文
件，即《人工智能白皮书》、《欧洲数据战略》和《数字未来报告》，以加速推动欧洲
数字化转型。欧盟委员会表示，
恰当地使用数字技术将使企业和民众多方面受益。未来五年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欧盟将聚焦三个目标:让技术为人民服务、公平和有竞争力的经济环境、开放民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欧盟提出在2025年前需完成几个重要目标，包括将欧盟所有家庭网速至少提升至100M /s ，并保证企业、学校、医院和其他公共机构的网速更快;实现欧盟居民网络基础知识普及率达到70%(目前为57%);至少培养50万名信息技术领域的专家;提供信息技术和数字化以降低10%的温室气体排放，创建零排放的环保型数据中心及信息通信基
础设施，大力扶持相关技术企业。①疫情中，“数字欧洲计划”发布了应对疫情的
建议方案，包括响应(短期)、恢复(中期)和重塑(长期)措施，目标是维护欧洲数字生态系统，使社会和经济通过增强数字基础设施和技能，在应对未来的危机时更具弹性。短期行动是紧急增加流动性并为中小企业提供财务支持、确保重要的信息与通信技术产品和维护人员的自由流动;中期措施包括利用欧洲健康数据和冠状病毒联系人跟踪应用程序的功能，同时尊重隐私，鼓励安全的远程工作解决方案，如在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方面提供指导和支持;长期行动是将数字化转型置于下一个欧盟预算的中心，将拟议的刺激方案与《欧洲绿色协议》相结合，
加速在整个大陆推出高容量和安全的网络。②可以看出，疫情的出现与蔓延，以
及中国通过数字经济有效抗击疫情的实践效果，促进了欧盟经济体进行数字化·51·新冠疫情下全球价值链结构调整特征与未来挑战
①②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Digital Europe Programme :Coreper Confirms Common Understanding Ｒeached with Parliament ，”https ://www．consilium．europa．eu /en /press /press-releases /2019/03/13/digital-europe-programme-coreper-confirms-common-understanding-reached-with-parliament /．
数字欧洲应对疫情的具体计划可见
“Ｒespond ，Ｒecover ，Ｒeinvent :The Digital Sector ’s Ｒecommendations to Tackle the Effects of COVID-19，”https ://www．digitaleurope．org /resources /respond-recover-reinvent-the-digital-sectors-recommendations-to-tackle-the-effects-of-covid-19/。
转型的决心。
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9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以2018年全
球数字经济相关的国家、城市和企业数据为基础，全面评价全球数字经济国家、
城市和企业的竞争力，勾勒出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发展的全景。①在国家竞争力层
面，全球前三名是美国、新加坡、中国，同时中美之间的数字经济竞争力差距在逐年缩小。紧随其后的是英国、芬兰、荷兰、德国等欧盟国家以及日本、韩国两个东亚国家。2019年福布斯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100强榜，从多个角度对全球数字经济领域的企业进行评估，展现了数字经济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的发展潜
力。②在榜单中，美国有38家企业上榜，中国仅次于美国有14家企业上榜。美国苹果位列第一，微软第二，而欧洲虽然有德国的德国电信股份公司、思爱普，西班牙的西班牙电话公司，法国电信公司等电信服务供应商上榜，但不仅数量较少且排名靠后。综合而言，美国的数字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至今仍全球领先，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也在大步向前。联合国贸发会议《2019年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报
告》③表示，一个全新的全球“数据价值链”已经形成，构建数字平台的企业在数据
驱动型经济中占有巨大优势。全球七大“超级平台”———微软、苹果、亚马逊、谷
歌、脸书、腾讯和阿里巴巴占有全球前70个数字平台总市值的2/3，这些大平台不断成长并主导了关键的细分市场。中美两国就占区块链技术所有相关专利的75%、全球物联网支出的50%、云计算市场的75%和全球前70个最大数字平台公司市值的90%。很显然，在全球范围内，欧盟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已经明显处于落后位置。
理论上，新技术革命势必会大幅提升劳动生产力，对世界各国在不同行业中
的分工以及创造的增值产生影响，
进而表现出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参与度和地位的变化，这是国际生产关系变化的一个基础观察视角。反过来，世界各国在全球·61·《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1期
①②③《＜2019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美国新加坡中国揽前三!》
，https ://t．cj．sina．com．cn /arti-cles /view /6775740358/193dd97c600100naj4?from =tech 。
《2019福布斯全球数字经济100强出炉:中国14家企业上榜(附榜单)》
，https ://baijiahao．baidu．com /s ?id =1647547706043134178＆wfr =spider＆for =pc 。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Digital Economy Ｒeport 2019，”https ://unctad．org /en /PublicationsLibrary /der2019_en．pdf．
价值链中位置和角色的转变，又会对生产力发挥能动的反作用，导致各国更加积极地开展新技术的竞争，包括加快数字化经济转型。疫情作为一种外生因素，在
特殊的环境下“触发”了全球价值链数字化的加速转型，并将长期引导后疫情时
代的全球价值链变革，同时全球数字价值链和价值链数字化也会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世界大国主动实施针对中国的价值链拆解战略
疫情的突发并未阻止和缓和美国的全球战略行动。2020年以来，美国加快
了通过贸易战和科技战两个途径重构世界产业链格局的步伐，
力图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中推动
“去中国化”。美国正在利用既有印太战略框架下“四方安全对话+”的平台机制进行全方位布局，意在打造地缘政治结构上的“亚洲北约”安
全框架的同时，努力重塑以亚洲生产网络为基础的“可信赖供应链”联盟，并促成
生产网络体系从中国逐步转移，实现对中国进行主动的战略和市场切割。作为“四方安全对话+”的主导国，美国在疫情期间的行动尤为迅速。根据路透社报道，在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美国以全球供应链过于依赖中国为由，为重组和调整全球供应链做更进一步努力。在报道中，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正在推
动建立一个由“可信赖的伙伴”组成的名为“经济繁荣网络”的多边联盟，该联盟
将致力于制定从数字商务、能源、基础设施到贸易、教育、商业等领域的共同标
准。①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也谈及美国政府正在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新西兰、韩国和越南加强合作，以“推动全球经济向前发展”和“重组和保障供应链
安全，防止贸易中断再次发生”
。这些行动可以清楚地解释为服务于美国全球“经济霸权”目标和地缘政治博弈战略。
与此相呼应的是，日本抗疫经济救助计划中的“供应链改革计划”拨款22亿
美元，以帮助日本企业回归本土，进行供应链重建。韩国在2020年5月下旬讨论·71·新冠疫情下全球价值链结构调整特征与未来挑战
①“Trump Administration Pushing to Ｒip Global Supply Chains from China :Officials ，
”https ://www．reuters．com /article /us-health-coronavirus-usa-china-idUSKBN22G0BZ．
《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1期
的下半年经济政策方向中提出了扩大企业回归方案。韩国计划通过优先分配首都圈用地、增加补贴、降低税费等方式，吸引对外投资的韩企回归韩国。在印度，2020年4月印度开始与寻求离开中国的1000多家美国、日本和韩国企业接触并谈判，积极准备承接这些企业转移的产业链。2020年5月12日，印度总理莫迪在政府会议上表示，新冠病毒大流行最大的启示就是，印度需要自给自足，满足国内大部分需求，印度需要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在全球供应链中发挥重要作用。越南方面则坚信以美国为首的贸易网络可以加强越南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由于越南近年来的经济表现异常突出，其在病毒大流行期间的经济表现也受到了全球各方的关注。越南在2020年前九个月的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全球罕见的2．12%的正增长，使得全球投资者对越南的信心显著增强。同时，2020年8月1日起《越南欧盟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欧盟立刻取消越南85%产品的进口关税，未来双边99%的货物将享受零关税，几乎完全取消贸易壁垒，这将大幅提升越南融入全球经济的强度。与此同时，越南一直在积极承接欧美日等国从中国迁出的产业和工厂，力求更深入地参与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创造更多增加值，占据更好位置。
2020年9月4日，美、日、欧等方面相关代表在台湾举办了“重组供应链:促进理念相近伙伴间之韧性”论坛，这不仅预示着亚洲新一轮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新组合和调整的开始，同时还预示着美国主导的对中国“战略脱钩”，将以破坏和瓦解既有全球和地区价值链的新的隐蔽形式展开。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作为当今印太地区“第三种力量”，在美国主动行动之前，就已经启动了“弹性供应链倡议”，企图建立替代方案来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该倡议计划提出一个双重目标计划:即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使印度太平洋成为“强大的经济团体”，同时在伙伴国家之间建立供应链的相互补充关系。这个计划先以现有的双边供应链网络体系为基础(如“印日工业竞争力合作伙伴关系”)，随后还将向东盟国家逐渐开放。一旦印太框架下印日澳“弹性供应链倡议”正式实施，并将东盟等国家吸纳加入，中国将面临来自美国主导的“4+N”战略联盟、印日澳弹性供应链等多重力量叠加的外部经济环境，而对应的全球和亚洲区域性价值链届时也肯定会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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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新的结构性调整。
①六、后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面对的风险与挑战
全球价值链实证数据分析显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十年后，世界范围
内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尚未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即使全球价值链活动在高
收入国家比在中等收入国家恢复得快，但也出现非常复杂的结构性差异变化。
②同时，应该看到，导致中高收入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率降低的因素复杂。全球价值链中的跨境共同生产只是促进全球更多国家参与工业化劳动分工的一种要素，而类似像中国这样产业升级的国家，其在逐步完善国内供应链和国内价值链
的过程中，
事实上也会对全球价值链的重心与参与度带来实质性影响。虽然，新冠疫情的爆发，包括已经出现的全球价值链变化端倪，可能已经在产业的战略方向和产业链底层触发了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实质性的变化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段给予观察和验证。但是，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变化究竟面对何种挑战，却值得学术界进行前瞻性分析与把握。
首先，疫情推动世界政治经济理念和经济安全观的改变是现实和长远的。
在疫情下，包括后疫情时代，世界主要经济体均会在“经济主权”视角下对产业链
和技术链的“安全因素”进行战略思考，将“安全”置于“成本”之上进行自身产业
链的再调整和再配置。这不仅将颠覆既有的全球化经济的基本逻辑和前提假设，同时，全球政治与安全因素的强化可能将推动全球博弈中新的“次级联盟”出
现，而这种新的“次级联盟”并不会像以往的各种国际组织一样，按全球优化资源
配置方式来推动全球未来潜在产出和需求的共同增长，相反，其极大的可能是以破坏性和瓦解方式对既有的全球价值链进行拆解和结构性重组，而这将会带来更多的全球经济不稳定性、高强度政治博弈和可能的冲突对抗。·91·新冠疫情下全球价值链结构调整特征与未来挑战
①②
“India ，
Japan ，Australia Keen to Boost Supply Chain Security ，”https ://www．scmp．com /economy /global-e-conomy /article /3098310/india-japan-australia-keen-boost-supply-chain-security．
具体数据分析可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亚洲经
济研究所、世界银行:《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9)》，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 16页。
其次，全球价值链的区域结构性力量对比变化会产生区域价值链“力量圈”博弈问题。在既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亚洲区域价值链贸易增加值虽然在持
续增长，
但是在复杂的全球价值链领域，却一直由欧洲的德国和北美的美国主导，并产生了简单全球价值链与复杂全球价值链非对称扩张问题。然而，随着全球抗疫进展中亚洲产业链与供应链的率先复苏，包括由于欧美应对疫情不力导致疫情反复而产生的供应端向亚洲集中，特别是中国明确提出了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的未来生态能力的释放，包括简单和复杂价值链的构造有可能快速地向亚洲本土区域集中。同时，在制度优化层面上，亚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本身又为亚洲区域价值链的进一步深化整合创造了制度基础。因此，在多种力量共同作用下，亚洲区域价值链是以自身技术、市场、产业力量进行区域性整固，还是以“脱嵌”的方式漂离原有的全球价值链，进而引发全球区域价值链构造颠覆式变化，包括引发对应的国际政治经济权力变化，并可能出现域外大国强行通过政治力量加大博弈和对抗，造成全球价值链内在自然变化的扭曲?其隐含风险不可小觑。①
再次，疫情前和疫情期间，世界各国对中国制造品和中间产品的高度依赖已经让欧美日等大国心生担忧，而疫情又突然放大了传统全球价值链的脆弱性。疫情引发的思维方式的变化，使得处于供应链过度依赖地位国家有意识和无意识主动地开始对中国的价值链和产业链进行拆解和重组。而中国作为全球和亚洲区域价值链的核心和枢纽，以及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国和上游国，更是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大国战略调整的冲击和影响。由于全球大国将加大经济安全和经济权力博弈，视国家经济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全球经济权力高于全球性经济利益，甚至不惜以短期内牺牲经济利益的方式来维护自身长期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增强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和参与度，以提升本国的全球经济权力和强化自身“经济安全”和“经济自主”，而这将对既有的全球价值链组合模式和全球化经济扩张逻辑构成严重的挑战。·02·《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1期
①有关全球价值链和价值链枢纽与国际政治经济权力的关系的分析可见余南平、黄郑亮:《全球与区域中的国际权力变化与转移———以德国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为视角》，《欧洲研究》2019年第2期，第45 70页。
新冠疫情下全球价值链结构调整特征与未来挑战最后，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新问题。科技革命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广泛福祉的同时，也会给全球与国家治理带来新问题，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转型也不例外。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使得全球价值链本身的效率、弹性与延伸性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同时扩大的电子支付与电子商务也有利于更多的中小企业快速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并带来更多的社会就业。然而理论上的可能并不等同于产业生态实践。中小企业通过数字经济融入全球价值链已经出现的显性问题是，中小企业在整体数字技术使用和能力建设方面明显落后于大公司，同时，还不得不面对数字经济平台天然具有的聚集和流量集中规模优势，进而导致平台数字化公司产生“技术型、市场型”垄断问题，而这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多元化和扩张的影响显然是负面的。对此，虽然世界各国已经开始重视“新型垄断”问题，并以国内司法力量进行干预，但目前不仅欧洲和美国跨大西洋间的博弈未有明确结果，还由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制度框架和共识的缺乏，全球数字经济价值链在割裂、无监管的模式下进行自我塑造。“数字经济垄断”和“不对称发展”问题对未来全球经济治理带来的隐忧，以及“数字鸿沟”向“数据鸿沟”进一步扩大导致的风险正在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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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ＲNAL OF INTEＲNATIONALＲELATIONS
(No．1．2021)
Contents
Themed Articles
3Characteristics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to Global Value Chain and Future Challen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VID-19Pandemic Abstract:The global public health security crisis triggered by COVID-19pandemic has led to substantial structural adjustments to global value chains，featured by overall shrinking，increased loc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accelera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value chain breakdown launched by major powers against China．The adjust-ment to global value chains in the wake of the pandemic meets the strategic demand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maintain global“economic hegemony”，and reflects the strategic change towards strengthening economic security and pursuing economic power under the mindset of global“economic autonomy”，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declining im-pact of“economic cost and efficiency first”on the future global value chains．Due to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 digitization during the pandemic，the adjustment to global value chains not only causes new problems to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but also may damage and disintegrate the foundation of existing economic connections amid the globalization，which in turn will trigger intensive political gaming and con-front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instability．
Key Words:COVID-19，global value chain，economic autonomy，economic security，value chain digitization
About the Author:Yu Nanping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Chief Expert of Yu Nanping Studio，a Decision ConsultationＲesearch Base of Shanghai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Yu Nan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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